1968年1月，王力、关锋和戚本禹三人因政治原因被逮捕，导致《红旗》杂志一度停刊。作为杂志社总编辑的陈伯达，因其失势也无法继续处理杂志的事务。到了1970年9月，陈伯达被撤职后，《红旗》杂志完全陷入瘫痪，长时间未能出版新期刊。
直到1970年代末期，《红旗》才逐渐恢复运作。然而，此时的《红旗》杂志再也没有当年与《人民日报》并肩的光辉。尤其是1978年开始的“真理标准讨论”，《红旗》竟然完全沉默，未参与其中，这也成为了该杂志逐渐衰落的关键原因。
1978年7月1日，《红旗》杂志正式停刊，取而代之的是《求是》杂志。通过“求是”这个名字的选择，可以看出《红旗》未能参与当年重要的思想讨论，彻底熄灭了它曾经的希望火种。
展开剩余76%那么，为什么《红旗》杂志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选择保持沉默呢？我们不妨回顾一下“真理标准讨论”的背景和意义。其实，这场讨论是在中国社会经历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下展开的，目的是打破思想上的束缚，推动社会思潮的解放。
1978年4月，《光明日报》的一篇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引发了广泛的反响。文章发表前，编辑部意识到其提出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，于是对文章进行了修改，并更名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5月10日，这篇文章先在《理论动态》刊登，第二天又成为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头条，并迅速被其他重要媒体转载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讨论。
然而，在这场思想解放的大潮中，《红旗》杂志却选择沉默。其实，“真理标准问题”不仅仅是一次理论上的讨论，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思想路线。当时，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，一种是坚持“两个凡是”，另一种则是“以实践来检验真理”。这场思想上的对决，关乎中国未来十年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走向。
许多报纸，如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都明确支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但作为与这些报刊齐名的《红旗》杂志，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，竟然保持了沉默。这种态度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失望。
在讨论初期，《红旗》可能因缺乏反应而显得情有可原，但到了1978年5月中旬，杂志新任总编辑熊复上任时，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进入了高潮。熊复对《光明日报》文章的立场并不明确，他内心倾向于“两个凡是”，但又不敢公开表态，只能选择沉默。显然，这种态度在当时来看是错误的。
看到《红旗》不表态，一些有识之士，如谭震林，决定通过写文章来提醒杂志。谭震林的文章明确支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他建议《红旗》杂志应尽快表态，否则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。
熊复看过谭震林的文章后，表示可以刊发，但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有关的部分。谭震林坚持认为，文章的核心观点不能改变，因为这是为了帮助《红旗》摆脱被动局面。熊复最后决定将问题上报给上级，最终在组织的指示下，《红旗》杂志在1978年12月刊发了谭震林的文章。
然而，这篇文章的刊发并非《红旗》主动的决定，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推迟和被动处理。此时，《红旗》的沉默已导致其在思想讨论中的失去话语权。
实际上，早在1978年6月，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曾组织讨论会，邀请《红旗》杂志的人参加，但结果无人出席。7月，尽管《红旗》派人参加第二次会议，却仍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并且表示如果必须发言，他们将退出。
这种态度表明，《红旗》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避，实际上导致了杂志在思想界的逐步孤立。直到1978年8月，编辑部准备刊发一篇《重温(实践论)》的文章，试图改变被动局面，但最终还是被总编辑熊复阻止了。
到了1978年11月，真理标准讨论达到高潮，《人民日报》已经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而《红旗》的沉默让读者不满，社会上甚至出现了“《人民日报》上天，《红旗》落地”的说法。此时，《红旗》若想插手已为时过晚。
12月16日，组织对《红旗》杂志的总编辑熊复进行谈话，指出他未能及时表态，反而在关键时刻充当了思想路线的障碍。虽然熊复在后期有所改正，并开始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，但1978年的沉默已经让《红旗》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和信任。
十年后的1988年7月1日，《红旗》杂志正式停刊，《求是》杂志取而代之，标志着《红旗》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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